重返1931年长江水灾人如何感知与记忆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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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山火、洪水、台风、干旱……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发生后，总会涌现出大量的记录和分析资料。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派别的政客、不同立场的媒体和慈善机构都会涌现。他们各持己见，激烈争论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灾难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容器。

在历史叙述中，“自然灾害”一词意味着人类影响和责任的缺失。环境决定论者主要采取这一立场。然而，环境危害演变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一定有人为因素的参与。还需要警惕的是，如果继续沿着这个思路，焦点将逐渐转向社会决定论——，即人类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而天气、水文等自然因素只是稻草这压断了骆驼的背。

1931年的长江洪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给许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在此次灾难中首当其冲的武汉，人们在一片水汪汪的废墟中生活了两个多月。但在现代史的主流框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1931年的“9月18日”事件。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学仁首次对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写了《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洪水》一书。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洪水》，陈学仁着，光启书局，2023年4月。

他运用了大量的文字和图像史料，从位于灾难中心的现代武汉开始。他通过不同人群、不同视角、不同类型的史料，生动细致地再现了洪水来袭时众生的模样。陈学仁提醒我们，这次洪水是现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我们在江汉路的一家咖啡店里对陈学仁进行了独家采访，江汉路是武汉最具标志性的街区，也是当年洪水最严重的地段。

陈学仁是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等多所大学和机构工作。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环境史和城市史。

作为中国著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江城武汉今年8月迎来又一轮酷暑。时隔近20年后，现任教于英国杜伦大学的历史学家陈学仁再次回到这座城市。他一到，就到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口龙王庙重游。

在中国古代民间宗教中，龙能移云带雨、消灾赐福，象征吉祥。水网密集地区的人们常常祭拜龙王，祈求农耕平安、划船平安。汉口龙王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又称长江“三大庙宇”之一。即使外地人不熟悉，也都听说过“洪水淹没了龙王庙”这句话。刚踏入龙王庙大门，陈学仁忽然听到天空中炸雷炸响，浓密的乌云正在蓄势待发，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那一刻，他感觉“就像龙王出现了”。

在科学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这句话会被视为笑话，但如果我们回到1931年，相当一部分武汉市民会相信这是真的1930年，出于修路的考虑，国民政府决定拆除龙王庙及其牌匾，结果一年后，经过一个反常的寒冬，早春积雪消融，长江中游出现异常降雨。7月，包括武汉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洪涝灾害。

据历史统计，洪水淹没了约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影响了数千万人。除中部8个省份受灾最严重外，南部广东、北部东北、西部四川等地也遭受洪涝灾害。一位当时飞越长江的飞机乘客曾这样描述“那时飞越长江，就像在太平洋上航行一样。”

在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反迷信”思潮中，基督教徒和中国知识精英对这种不成体系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批判和质疑，“龙王”的权威逐渐动摇。讽刺的是，在寺庙被拆后立即被洪水淹没的武汉，很难不让人想起龙王的“显灵”。

2010年，武汉人民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重建了新的龙王庙。如今，它毗邻武汉沿江大道商业区，是武汉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即使是当地人，也很少有人关注它与宗教的联系。同样，90年前发生的洪水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学术研究也是如此。1931年的长江洪水虽然被列入学者李文海、夏明芳编撰的《中国近代十大饥荒》，但其受到的关注却远不如1938年的黄河洪水和1954年的另一场长江洪水。

纪录片《长江》剧照。

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关注度差异归因于1931年这个独特的时间节点以及中国近代史上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9月18日”事件。但在陈学仁看来，人们往往更容易通过简单的归因来记住历史。“1938年、1954年的灾难，很容易知道谁该负责。但1931年的武汉，没有人炸堤淹没土地，也没有军队在洪水范围内前进。”

“龙王”本人或许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它会被一位在异国长大的历史学家的“探照灯”，连同淹没在历史文献中的洪水一起照亮。今年4月，根据陈学仁博士论文改编的《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洪水》中文版发布。陈学仁也借此机会返回武汉探访并参加图书分享会。2004年至2008年，陈学仁一次偶然的机会留在了武汉一家培训机构担任外教，度过了一段闲暇时光“沉浸”在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分享会上，陈学仁表示，武汉可以称为他的“第二故乡”。

他直言，由于疫情影响，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国了，中文水平也今非昔比。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学位，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一名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有一种明显来自人类学视角的“陌生化”，常常给人以启发性的思考“对我来说，这次回到武汉最大的改变就是地铁的建设。武汉的交通设施发展得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我想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武汉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原因人们更多地将它视为一个“过客的地方”，没有必要停留这里。”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判断。在中国近代史上，武汉地理位置特殊，曾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但与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武汉很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迄今为止唯一能算的研究作品是罗威廉的《汉口》。只等几本书。

纪录片《长江》剧照。

对于陈学仁本人来说，与武汉反复遭遇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性。当他回到英国并在曼彻斯特大学完成关于本书原型的博士论文时，他在新加坡之行中遭遇了倾盆大雨。刹那间，他所有关于1931年洪水的田野调查笔记都被毁掉了，他只能带着一个空硬盘和对洪水重新燃起的兴趣回到了武汉。人类学家的思考再次帮助了他从他对洪水的恐慌和焦虑的亲身经历，他开始认识到洪水中“灾难感”的重要性，这也成为《龙之怒》与《龙之怒》的区别。King”等有关自然灾害的电影。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带着新的研究成果，他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在著名学者杜阿拉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手稿。

在陈学仁看来，人们对洪水的反应是多样且微妙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死去的历史文献中触及人们的“感情”，我们就会失去挖掘洪水背后更深刻的历史题的机会。1931年武汉洪水期间，人们最深的恐惧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听觉。半夜里老人和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死寂，让漫漫长夜更加恐怖。被洪水淹没的城市随处可闻的恶臭，大部分来自原本用于实现“清洁现代化”的下水道污水系统。陈学仁在书中写道，“最古老的嗅觉现在正在提醒人们，下水道等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失调所带来的非常现实的危险。”

1931年，汉口市中心被洪水完全吞没。除租界内的飞地外，穷人只能用门、床架做木筏，甚至用棺材做独木舟，艰难地航行在水道上。躁动的气氛，加上长期停留在摇曳的水面上，让灾民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感受“水的起伏和波动颠覆了身体对坚实大地的习惯预期，产生了一种微妙而微妙的感觉。”……持续的迷失方向感。”而灾难发生后，人们的感受甚至会影响他们的记忆。

在完成1931年洪水的研究后，陈学仁又研究了1954年的武汉洪水。他在当时目睹洪水的人的口述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洪水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目击者更多地谈论了统治者的善政，“也许他们对此怀念”穿越灾难记忆的时代。”陈学仁认为，了解这些感受对于我们更加接近经历过灾难的人的真实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与理论框架相比，陈学仁显然对“故事”和经验材料更感兴趣。他说，写作前他经常自己的题是“我想为谁写作？”“这是一篇可能只有五个人才能写出的专业论文。”陪审团，还是更多的公众读者？”他对学界太过脱离经验事实的理论建构并不满意。“人类学界最近热衷于提及各种理论‘转向’，比如‘本体论转向’等——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转了无数次，却又回到同一个目的地。

不过，他也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抵制理论”的学者。事实上，《龙王之怒》之所以引起学界关注，正是因为它试图超越以往灾害研究中纯粹的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视角，提出一个“致灾机制”的框架。不过，陈学仁希望读者从实践而非教条的角度看待这个概念。他希望通过1931年长江洪水的案例研究，全面探讨不同层次的灾害成因在时空尺度上如何交织以及如何演变，从而帮助人们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更全面地认识洪水等灾害。看法。

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新书分享会上，陈学仁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把洪水称为‘天灾’”。尽管有明显的自然原因，但在1931年洪水的爆发、演变和后续过程中，人为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受害者常年军阀混战导致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失去了承受大规模洪水的能力。洪水；当地的信仰和救灾知识受到技术专家和官僚的轻视，因此的救灾行动往往收效甚微；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为了严防的渗透，夏抖音等地方领导人以救灾为名不断扩张权力，暴力行为猖獗在武汉，船夫因拒绝交出船只而被枪杀，还有士兵向难民索要财的例子。在人人都处于危险之中的环境下，受害者不再信任军队和警察，拒绝前往临时组织的避难所。“在任何灾难中，救灾成功的前提是公众信任的建立和信息的畅通。”陈学仁引用他非常尊敬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总结道。

陈学仁与《龙王之怒》主编肖峰对话。

“城市化进程帮助我们发展了更多抵御自然灾害的手段，但也改造甚至破坏了自然，产生了许多新的隐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城市文明发展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平衡？”环境？”在新书分享会上，有观众向陈学仁提。

研究环境史的学者们或多或少都在回应一个基本题人类与自然应该如何共存？陈学仁的案是通过保持城市环境的多样性来寻求两者的平衡。“如今，武汉和中国许多其他大城市一样，建造了太多千篇一律的高层建筑，建筑和社区的风格变得单调。”他认为，我们常常可以回顾一下美国著名建筑学者简雅各布森（JaneJacobsSen）的建议，“城市街区拥有更多的多样性，不仅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愉悦，还能帮助我们抵御各种风险。”

除了洪水之外，陈学仁还计划继续研究许多关于武汉的有趣话题，比如从竹床到空调。武汉人防暑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作为武汉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小龙虾作为外来物种，如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他开玩笑说，这些话题看似无关，但都与“龙王”——“水”有关。这些题还涉及到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但这种辩证性质并不能掩盖陈学仁强烈的人文立场。“我不是时下流行的所谓‘后人类主义者’。对我来说，审慎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归根结底，研究生态环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生态环境。”“命运”，他说得很坚定，也正是这样的立场，让他在宏大叙事之外，发现了洪水中饥饿的难民，艰难谋生的，还有灾后默默承担经济困境的农民。

陈学仁提醒我们，洪水的“灾害机制”仍在与人类科技的发展同步演化。对于可能到来的各种风险，我们仍应保持敬畏和警惕。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对于湿地环境来说，洪水脉冲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态平衡。看来，是人类的介入，引入了“灾难”的概念，被龙王的“愤怒”吓倒，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如意算盘。但在书的最后，陈学仁仍然写道“我们希望人们不再被迫乞求龙王保护。”

我不会引发洪水

被描述为“自然灾害”

新京报正如您在书中所说，武汉这座城市经常被近代中国历史学家所忽视，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可能也是如此。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关于武汉的作品只有罗威廉的《汉口》这样的少数。为什么历史研究中常常忽视武汉？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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